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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那些你不知道的知识

栏目:离婚财产   日期:2019-06-23   浏览量:151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对家事代理制度并未有明文规定。但 2001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7 条规定了家事代理的内容。该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家事代理问题的提出

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4 条、第 25 条、第 26 条做了补充规定。第 24 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第 25 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做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 26 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娴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此,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婚姻法中已经得到确认。

与上述做法将家事代理规定于婚姻法中不同的是,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在第七章“代理”第二节“委托代理”中规定了家事代理。第 164 条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就家庭日常事务互为代理人,但对如下事务的处理除外:(一)不动产的转让;(二)数额巨大的家庭财产的赠与(三)其他重大事务”。“夫妻双方对彼此代理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抛开征求意见稿第 164 条规定内容的妥当性与否不谈,由于既往规定更多强调的是“家事”,而征求意见稿强调的则是“代理”。因此,家事代理从婚姻法(分则)移植于总则(代理制度)中,就不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变化,而属于深层次的制度重心的变动,故其位置安排之妥当性值得深入思考。

二、家事代理该如何定性

关于家事代理的性质,罗马法采用委任说,即妻子的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根据丈夫的委任产生的。法国民法典采用了这种观点,学者称之为“家事的委任”(原来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默示的委任”。然而,法国 1942 年修正民法第 220 条将之改为法定委任)。而日耳曼法认为夫妻为婚姻共同体,以妻子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为婚姻之当然效力。根据婚姻之当然效力说,德国民法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为法定代理权的一种;

(1) 而瑞士民法则认为此权为法定的婚姻团体的代表权。我国台湾地区以及祖国大陆学者对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否属于法定代理权存在争议。刘德宽、史尚宽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法定代理权的一种;而李宜深和张俊浩则认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与一般代理权有别。

(2) 从我国大陆地区学者论述来看,对家事代理权的性质理解亦有一定的差异,有赞同法定代理权者,有认为特种代理说者, 亦有认为属于意定代理者。从位置安排来看,本征求意见稿明显采纳了意定代理说。与此相对,在梁慧星教授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中,其第 1674 条规定了家事代理权的一般规范;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三分编婚姻家庭法中,于第二章结婚第五节婚姻的普通效力第 56 条规定了日常事务的代理权。기两者似乎采纳了法定代理说或特种代理说。

张律师认为,在意定(委托)代理与法定代理的对比关系中,将家事代理权定性于法定代理的理解是较为妥当的。

一方面,从各国(地区)立法例对比来看,肯定家事代理的权源来自于法律直接规定者居多。在《法国民法典》中,其在第一卷人第五编第六章“夫妻相互的权利与义务”中规定了家事代理的内容(220 条);《德国民法典》则在“婚姻的效力”一节中规定了家事代理权(1357 条);《瑞士民法典》大致与此相同,在第五章“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规定了家事代理内容(第 166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第四编第二章第三节婚姻之普通效力规定了家事代理(第 1003 条);日本民法在第三节“夫妻财产制”第二款“法定财产制”第 761 条中规定了日常家事债务的连带责任。从上述比较立法例来看,无论是将家事代理权看做婚姻的效力,还是作为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项内容,抑或作为法定财产制下的必然内容,皆将家事代理置于婚姻关系下考察。在代理制度中予以规定的几乎未见,更遑论规定于委托代理中。

另一方面,法定代理抑或委托(意定)代理之争,其本质在于对家事代理权权源的理解不同。法定代理意在表明代理权源来源于法律规定,例如,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意定代理意在表明代理权源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授权。委托代理之下,强调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关系(常如委任合同),意在扩张私法自治。而在法定代理情形,代理权出于法律规定,旨在补充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之私法自治,仅有代理而无委任合同。

虽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律性质极其独特,几乎无法借助其他法律制度进行说明”,但就家事代理权的权源来看,由于其是基于夫妻的身份当然享有的权利,“根据该制度,配偶一方以自己名义所为的法律行为,对另一方直接发生法律效力”,故其权源为以夫妻关系紧密关系具有为依据的法律规定,而非虚拟的委任合同关系,当属法定代理无疑。

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至于本条所谓夫妻互为“代理”,则非意定代理,实为日常家事之代理,是法定代理也,无须本人一一授权,代理人就能有所作为。”至于由“配偶的选择系本人之自由意思”而推及家事代理即应属于意定代理者,系完全混淆了夫妻身份关系确定的法律事实及夫妻间权利义务来源之别。因为夫妻身份关系的确定的确来源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结婚自由),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则完全来自于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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