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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如何分割? 一个老律师的由衷感言

栏目:离婚财产   日期:2019-07-10   浏览量:90
摘要:

在男女双方考虑终止婚姻的时候,财产分割协议将会更加复杂。在关系终止时,许多关系盈余消失了。从性关系、爱情和其他共享的感情经历中所获得的净收益是具有关系特殊性的,一般来说,在关系解散的时候他们也不再存在。因此,传统上,离婚时仍然可供分配的财产就只有经济性财产了。

一、离婚财产分割的一般原则

对于现有的经济性财产,一般应采均等分割的办法。离婚之前的财产共有原则是离婚时均等分割婚姻财产的前提,均等分割原则也更符合男女双方对其婚姻的预期承诺,更有利于他们做出长期投资。此外,均等分割原则还不会扭曲当事人选择是否离婚的动机。

按照承诺,婚姻是一个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统一体,每一方婚姻当事人都为婚姻的事业作出一系列有意义,尽管也许是不同但平等的贡献。其中非经济性贡献也被充分地肯定,即“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因此,待在家里管理家务的一方或者对孩子进行照料的一方也被认为对家庭作出贡献,就像外出工作的方提供收入的贡献一样。根据这一承诺,每一个配偶的经济权利都被视为起源于默示的婚姻协议,在协议中当事人一致同意每一方配偶都有权享受婚姻成果的一半利益,也就是说平等分享婚姻期间以任何一方名义取得的财产。

财产共享的构想将婚姻当事人对婚姻存续期间所获财产的贡献作为他们离婚时经济请求的基础。如果一方配偶是基于财产所有权而提出经济要求,而不是基于减轻离婚后的负担,那么她的请求就很可能会成功。在离婚的时候,妇女是依据劳动来获得分割婚姻财产的权利,而不是为其寻求离婚后的照顾。妇女的财产权利不再依赖法官和前夫的道德良心,而是依赖她们自己的劳动这一坚实的理由。财产分割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确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重要性和基于公平原则的离婚判决。

但是,均等分割现有财产不能解决所有的困难问题,在一方当事人作出更多的婚姻专有性投资,或者双方共同投资一方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仅仅平均分割现有财产就会产生一方当事人受损,另方当事人受益的不公平现象。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保护措施,就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或者机会主义的背叛,因此必须采用更加公平的分割方法。

二、专用性投资和扶养费

为了最大化关系的价值,婚姻当事人如果选择在婚姻期间从事专有化的角色,一个尤其困难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假设双方认为如果他们采取传统的角色,即男方在外工作养家,女方负责生产养育子女、管理家务,他们将能在婚姻中获得最大的价值最大化非经济价值的和谐和稳定,并有利于培养一个相互支持的家庭环境。那么当事人应该如何设计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才能恰到好处地鼓励双方当事人作出最佳的婚姻投资呢?

此时,平均分配规则作为离婚时的分配基础被证明是令人不满意的。在这种分配模式下,当事人会假设每一种角色都对关系盈余的产生具有同等的价值,在离婚时,每一方当事人都愿意保持他或她自己的人力资本,作为财产均等分割的办法。但是,他们各自投资的不同特征反对这种均等分割的办法。女方投资的人力资本是具有婚姻专属性的,不具有单独的经济价值。

因此,一旦婚姻解除她不能从她作为家庭主妇角色的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明显的收益,也不会同意这一预先的分配方法。为了鼓励女方进行最佳投资,必须在离婚时为她提供与她对家庭的投资同等价值的经济补偿。为了保护她的投资(该投资在婚姻之外具有很少的经济价值),女方将会要求保护性措施,以避免离婚时的风险。男女双方可以对自我保护措施的适当方法达成一致,比如授权女方在离婚时要求扶养费,该扶养费从男方将来的收入中支付。

扶养费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基于期待利益的多少,另一种是基于信赖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的多少。如果女方要求的扶养费等同于她对婚姻经济价值的预期,由于这一预期是主观的,并且预期利益是否能实现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因此,如果女方要求的离婚补偿是建立在她的经济期待上,男方就可能在关系终止时支付过多的赔偿。如果女方要求的扶养费要足以保护男方所作承诺的信赖利益,这就会要求离婚补偿的数额等于她的机会成本,该机会成本是她放弃的倘若发展在婚姻之外具有经济价值的独立技能的价值。在这样的契约条款下,女方将会知道,如果婚姻成功,她将分享所有的预期的盈余;如果婚姻终止,她的处境至少可以与她不选择从事家庭主妇的境况相同,同时男方也不会面临更大的离婚成本,因此,男女双方更有可能接受作为信赖保险的离婚补偿条款。

作为女方的信赖保险,而不是她预期利益的扶养费,还有利于当事人在关系持续期间保持合作的平衡。一定数额的金钱对诱使女方产生为了获得保险收益的不正当动机。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男女双方也可以同意保险收益要受到侵权法中不当得利规则的约束。因此,扶养费数额要视满足女方全部或者部分信赖利益的其他资源的缺乏而定。如果女方再婚,或者可以在其他关系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时候,或者获得一个很好薪水的工作的时候,她对男方将来的收入的权利应该适当地减少。

如果当事人的专有性投资是不均衡的,一个与上述问题相关但又截然不同的问题就会产生。通常,人们假定家庭主妇的投资是不均衡的,在婚姻的早期,子女需要抚养,家庭刚开始建立,负担家计的人的职业刚开始起步,此时家庭主妇的投资会更多。相反,负担家计的人的收入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资历和经验的增多而增加。因此,在婚姻的早期,负担家计的人相当于“预先支付”他的将来收入能力,以收获家庭主妇对家庭投资的收益。反过来,家庭主妇,在婚姻后期,是用已经作出的专用性投资来获得婚姻关系的延期回报。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从事特殊角色的决定将意味着女方容易受到策略性终止婚姻的伤害,除非当事人同意她有权在离婚时得到笔补偿,该补偿反映了她对婚姻关系所作的更多投资的现行价值。任何比这更少的补偿都可能给予男方一个不正当的动机,引诱他在女方生完孩子,牺牲了她的青春和可选择的前途后,决定退出婚姻。如果离婚时产生的婚姻浄损失由当事人双方共同承担,就能够确保男方所作的任何结束婚姻的决定,都是以非策略性安排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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