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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形式的那些事儿,遗嘱立法的背后

栏目:遗产继承   日期:2019-07-17   浏览量:62
摘要:

法律对于遗嘱的要式要求由来已久。上溯至罗马法,立法者便对遗嘱形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表明其目的是“以庄严形式对我们死后应当生效的事情的合法确认”或“确保遗嘱人的意愿表示可证明是他自己的,这些意愿是他作为临终意愿认真准备好的并且是保持完整的”。

似乎立法者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达成对公民意思自治的尊崇与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双重目的的兼顾与统。我国对于遗嘱形式的要求较之西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出于对历史上权谋诡计的深深恐惧以及“死者为大”的风俗传统,上至王候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逝者的“身后事”殚精竭虑乃至矫枉过正,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证先人遗愿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从太和殿层层环伺、多重防伪的金匮遗诏到宝剑传书的隐晦表达,无不彰显了国人对于逝者身后之事的极度关切和隐忧。但即便如此,“烛光斧影”的惨剧和“传位于四子”的疑案依然层出不穷。于是,建国后我国直接承袭了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对遗嘱的形式与内容均不吝笔墨地进行了限定。

现代民法理论认为,立法强调遗嘱形式要件的主要原因在于:1. 有利于提醒当事人深思熟虑,从而审慎处分毕生心血和积蓄;2. 有利于强化遗嘱的公示效用,排除其他继承人的怀疑或微词;3. 有利于保证遗嘱免遭伪造或纂改,真正表达遗嘱人的内心意愿;4. 有利于固定证据,明确权利范围,减少纠纷的发生,从而维护民事活动的安全。

①然而,现实却往往辜负了立法者的一番好意或者说是一厢情愿一一由于遗嘱人对法定的遗嘱形式要求缺乏必要的了解或者仅仅是因为个人疏失,反映其真实意思的遗嘱在形式上常常会出现或大或小的瑕疵。此时是尊重遗嘱人的真意表达,对该遗瞩做有效认定,还是严格坚持遗嘱的要式性,否定其效力便成为审判实践中的两难。对此问题,我国学界一般强调后者,如“要式行为的形式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决定,非依法定形式作成,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遗嘱虽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如果不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也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②“遗嘱人签名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其姓名,而不能以盖章或捺印等方式代替,无遗嘱人签名的自书遗嘱无效。…自书遗嘱中未注明日期或所注日期不具体的,遗嘱不能生效”。③上述理念指导的结果便是司法实践中因固守遗嘱的要式性导致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被否定的情形屡有发生。有资料显示,被宣告无效的遗嘱多数原因均在于遗嘱形式要件方面。④由于机械地坚持遗嘱的形式要件与遗嘱要式性的立法初衷相悖,极有可能走向维护遗嘱人真意的反面,故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诸国在立法及司法实务上,缓和遗嘱要式性的倾向极为明显。”⑤“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区建立了遗嘱形式要件豁免制度,逐渐软化了遗嘱形式的严格性。”如目前美国多数州的判例认为完全由遗嘱人手写并签名的遗嘱,即使没有见证人并且不符合其他的一般要件也应认定为有效遗嘱。英国 1982 年《遗嘱管理执行法》等也有类似的缓和主义规定。①由形式完整性向意思真实性的理念转变意味着即使遗嘱欠缺某些形式,只要与需要证明的事实无关就不影响遗嘱效力,即使与需要证明的事实有关也可以在遗嘱形式之外另行举证证明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从而确认遗属有效。

将视线转回国内,杨立新教授主持的《继承法立法学者建议稿》即考虑到了遗嘱形式的缓和问题,其关于自书遗嘱的条文将我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四十条的内容略作修正后予以纳入,即“自然人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视为自书遗属。”②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继承法立法草案建议稿》也给出了类似建议。3 上述立法建议将《继承法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予以吸纳,主要用意在于认定自书遗嘱时,可以忽略法定的“亲笔书写”要件。

张律师认为,此规定对遗嘱形式的缓和具有一定效果,但作用有限一一其只关注了对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予以一定放宽,却忽略了更为普遍多样且层出不穷的新型遗嘱的处理。可以说,两位教授虽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遗嘱形式缓和的必要性并做出了些许尝试,却对其发展态势估计不足或过于谨慎,无法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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